当前全球供应链的形成起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自二战以来，全球共发生4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其中90年代全球迅猛发展之前，国际产业呈整体梯度转移。90年代之后，由于信息化的发展，国际产业呈模块梯度转移。这种新的产业转移模式对全球供应链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经过30多年全球化的深度分工布局，全球供应链逐步呈现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供应链层级越来越多。以服装行业为例，制衣流程包含多个步骤，而这些步骤又分散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企业当中，像纽扣、拉链等部分常常由不同供应商生产，而成品服装的销售和运输则涉及复杂网络中的更多主体。在汽车、电子、航空航天等领域，更加复杂的产品意味着更长的供应链。现在，一个企业的供应商层级超过4级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第二，供应链从金字塔模式转变为网状结构。过去，全球供应链可被视作一座金字塔，其底部是所有的原材料供应商，顶部是消费者。现今，全球供应链相互交织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更像一张巨大的网，供应商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着无数互动链条。全球化造就的并非一种平的、去中心化的世界经济，而是一个有层级的、不平衡的网络，其中关键的中心点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这些变化提高了经济效率，但也产生了新的不可预测的脆弱性：链条上的任何一环断裂时，上游和下游的供应商和消费者都会被波及。今日的全球供应链可被视作复杂系统，这意味着企业很难真正让自己的供应链可视化，知道谁在真正提供服务。关系紧密缠绕令人难以预测任一单元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整个系统。尤其是关键节点被切断时，经济活动受到的干扰将更严重。这就是每当巨大危机出现的时候大家会对供应链的糟糕程度感到吃惊的原因之一。美国南加州大学全球供应链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尼克·维亚斯说，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扰乱了全球供应链，每件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都有全球供应链网络，抽走其中一个节点就会波及整个链条。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演变为全球性大流行病，太多节点受到影响，短期内世界经济将受到显著的冲击。因此近期《哈佛商业评论》专门发文探讨疫情下全球供应链的脆弱问题。该文指出，2011年日本地震和海啸之后，许多跨国公司发现了供应链中隐藏的弱点，这些弱点导致收入大幅度下降，甚至市值上的损失。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大多数公司可以快速评估地震事件对其直接供应商的影响，但它们始终对灾区二级和三级供应商的影响缺乏认识。因此疫情发生后，许多公司还是无法发现“隐形”下级供应商所处的区域，这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巨大的风险。Tradeshift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兰恩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复杂的供应链微妙生态系统中发出了冲击波……随着病毒有可能造成大流行，许多企业发现无法迅速识别并与替代供应商建立联系，这对生产产生了明显影响。”乃至影响到全球产业链的布局。若是疫情持续时间很长，疫情严重地区的供应链将面临破裂甚至消失的风险，跨国企业的供应链也面临中断后的重构。普华永道在对外发布的《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经济影响与应对》中指出，如果疫情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结束，产业链的重构不一定会大范围出现，因为重构需要一定的成本。但是，如果疫情持续蔓延到年底甚至明年，一些国际的生产企业将不得不进行产业链的重构。在未来产业链重新构建的过程中，全球供应链也将呈现一些新的变化。
第一，从成本导向转向成本与风险并举导向。企业建立供应链时不再将成本作为唯一的考虑因素，将会建立一整套的风险缓释战略。对于企业而言，企业主要产品必须拥有多种抵达市场的途径。例如，韩国现代汽车因疫情造成中国零部件供应中断，使得现代汽车暂停所有在韩生产线，包括蔚山、全州、牙山工厂等。现代汽车的生产，出现了一个看上去很低级的失误：因线束库存耗尽而出现无法生产的情况。然而，由于在不同的车款安装不同的线束，而且线束是一辆汽车里面第三重的配件，厂商无法大量囤积该零部件库存。中国复工延后，现有库存耗尽，韩国和东南亚供应商无法临时支持，三项叠加，造成了现代汽车不得不暂停生产。这并不是孤例。如今精密的供应链网络使人们得以去除过量库存和闲置产能，也带走了市场需求弹性，不给任何破坏性事件留下空间。今天的世界是相互依赖的，但在疫情暴发初期，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个别国家的问题，而并未提前制定防控疫情扩散或风险缓释方案。
第二，从全球布局转向区域布局，也就是逆全球化。全球生产链将向更小、更地区化的供应链发展，并将关键的生产过程集中在几个主要基地进行。以此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明确自己所需的零部件来自何处，以便更好地对冲风险。例如，在疫情期间，丰田保持了良好的应对风险的能力，丰田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仍然保留了较大程度的本地化——事实上，丰田的乔治城、肯塔基工厂中，超过350个供应商位于美国本土，甚至是超过100家就坐落于肯塔基州。这种调整，将对全球的生产网络分工产生结构性冲击，造成部分地区的供应链向外扩散，供应链的扩散将会对这些地区的生产过程形成撕裂。在 4 月 15 日，Kohlberg Kravis Roberts公司发布白皮书，其中推测，未来 5 年，在中国的科技企业将把 20%~40% 的生产份额需求外迁，这大大超过此前预估的 15%~25%。疫情之后的供应链 “去全球化” 趋势似乎已不可避免。对于中国而言，这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存在被动分离的风险。第三，全球供应链数字化进程将会加快。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企业的一个优先任务都是更好地了解其生产过程中的脆弱性，企业需要详细定位出全部的直接和间接供应商，这有可能加速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化进程。信息流和数据价值具有多重作用，通常不仅用于支持企业间的生产关系、规划和协调，而且还可以加快对生产流程和客户行为模式更细致的了解。因此数字化支持的跨国公司平台将促进世界各地不同行动者群体之间的联系，从而改变现有的供应链模式，数字化将会为企业找到更有益的长期发展战略。面对全球供应链的这些可能变化，中国企业必须未雨绸缪，做好风险化解准备。我们要抓紧构建全球供应链风险预警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自主创新、关键供应商自给、实施供应链备链计划等方式，推动企业在供应链技术、组织理念、流程、合作方式等方面的应急变革能力。同时发挥“中国市场”和“中国制造”这两个优势，将我国产业优势长期稳定地嵌入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如果我国内需不断增长，消费市场不断扩大，那么，即使跨国公司压缩全球供应链，其研发或生产基地也有可能向我国转移。
